为美学服务的20年
本文来源: 新华网 2018-04-16 15:19:41 编辑: 程文超 作者: 贾玉民

为美学服务的20年

2018-04-16 15:19:41 来源: 新华网
摘要

    为美学服务的20年

  文/贾玉民

  一

  20世纪90年代初,经《美与时代》杂志创办人、郑州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张涵教授和副主编齐树德先生提议,郑大主管文科的副校长兼《美与时代》杂志主编张桁教授同意,由我担任《美与时代》杂志副主编。但是由于中文系领导班子换届正要进行,这项决定到1996年起才开始实行。1998年夏,郑州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张秉义、副校长崔慕岳、宣传部部长卫世文三位领导同志约我开一小会,称党委责成他们三位常委研究《美与时代》杂志的问题。鉴于张桁副校长已退休,由崔慕岳副校长兼任《美与时代》主编,由我担任副主编,主持杂志的工作。当时美学所及杂志归属文学院,至于杂志归属谁更利于其发展,稍后再作研究。但是不久张秉义、卫世文同志分别提拔到其他院校任职,之后又是三校合并,领导变动,此事也就没人再提了。

  我本来是搞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之所以同意兼任《美与时代》工作,主要是对哲学一向兴趣较浓。在大学读书时,由于报考先秦文学研究生,对先秦诸子颇下了一点功夫;为了解读诸子,特别是老、庄,又对马列哲学略有接触。毕业后曾在黑龙江一地区宣传部从事理论教育数年,为此曾几次参加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理论研讨班(当时省委党校未恢复,理论研讨班由宣传部直接举办),学习中央规定的马列“六本书”。教材和教学方法都是用北京军事学院(即后来的国防大学)的,在理论班所邀各校专家(原省委党校、哈师大、哈医大、哈工大等哲学、政治学教师)的详细讲解、辅导下,对“六本书”特别是《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法兰西内战》逐章、逐段、逐句地细读了一遍。为了给本地区干部讲好课,在中、西哲学史和社会主义思想史方面还很下了功夫,由此对哲学的兴趣更加浓厚。在大学读书时,主讲文艺理论的顾牧丁先生开过美学专题课,也邀请美学家洪毅然先生来开过讲座,所以对美学也算略知一二。在宣传部门工作时,与省市报刊常打交道,对编辑工作略有接触。联想到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名家,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叶圣陶、巴金等等,都办过报刊,对推进新文化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所以,我没再多加考虑,就接受了《美与时代》的工作。

  然而,一接手实际工作,却是困难重重。

  《美与时代》创办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中,当时尚能生存。到90年代,“美学热”已经过去,商潮汹涌澎湃,人们关心的不再是高尚、美妙的审美,不再是“重铸国魂”(张涵先生在创刊号的发刊词),而是如何捞取金钱和满足感官欲望。一些大出版社所办的美学刊物都继停刊。而比起它们,《美与时代》更有先天的不足,几乎是处于“三无”状态:

  一无应有的办刊力量。由于之前相关方面关系没有理顺,编制不明,人员奇少,合格的学术期刊编辑更少。我自己一向拙于“社交”“公关”,处事粗心直率,缺乏细心耐心,使这种情况更为严重。

  二无资金。杂志创办时学校定的原则是“自负盈亏”。但创刊十年,不“盈”只“亏”,我没有接收到一分钱,只有十多万元的债务。

  三无权。在官本位情势下,行政级别和权力是支配工作的杠杆。而《美与时代》的主持者在行政链条上向无级别和人事权力,我同样只能以教师的身份,以“老师”带学生的态度,进行各种工作。

  如此这般,一介书生,在“天时”不利(美学热已经过去),缺乏“人和”(关系不顺、编辑经营力量不足),不占“地利”(远离全国各美学高地),又无经济支撑的条件下,硬撑起一个“阳春白雪”的杂志,其困难可想而知。

  出路只有两条:一是经济上找合作者,二是自己和刊社同事共同拼搏。

  于是,为了这个小小的刊物,我们多方寻求有意于期刊的文化企业合作。郑州名著书店,西安海鸿广告公司,北京健祥文化有限公司、新叶文化公司、大千慧眼广告公司,大连梁山伯音像公司等,都先后为杂志的生存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些公司的老总本身都是高学历,懂政策,帮助我们策划栏目,投入资金,提高印制档次,开拓发行渠道。可以说,当时没有他们,《美》刊就难于走出困境,甚至难于存在和发展。校友高修、王大伟,河南邮政零售公司的杨文龙、陕西日报的刘辉同志,都曾积极为《美》刊介绍合作伙伴。

  为了这小小的刊物,郑州邮政发行局、报刊零售公司,有关印刷厂,始终热情地支持、帮助我们。

  为了这小小的刊物,我们也曾经一次次面对其新老债主,讨价还价,锱铢必较。

  为了这刊物,我们不得不关注期刊市场,并且“与时俱进”,一次次地“改刊”: 美学知识型,审美文化型,审美时尚型,美学学术型.......还根据我国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变化,改变刊期。

  每当刊物陷入困境、甚至面临“绝境”的时候,我常常羡慕那些有财政拨款、有行政系统依托的机关刊物,羡慕那些风靡市场、投合大众的通俗刊物。和它们相比,我们的船实在太小了,生命太脆弱了,一步走错,就可能使它像先天不足的儿童一样夭折,或倾覆到市场经济的大海里.....

  然而,即使脆弱,它毕竟是一株幼苗,是全国文化园圃中的一朵特别的花。而且,值得我们特别珍视、加倍呵护的,还在于它已经是全国仅存的以美学为旗帜的杂志。我相信人类的审美天性不灭,美学研究和审美文化永在,《美》刊就有生存土壤。而且,我们还想圆一个“梦”——帮助振兴郑州大学的美学学科。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郑大中文系一度有鲁枢元、张涵、潘知常、刘成纪等美学研究者,使该学科颇有上升势头。可惜的是,他们后来都相继离开。我常常憧憬着,郑大文学院还会吸引一批美学新秀,《美》刊的出版和美学教研还会携起手来,重现昔日的荣光。

  因此,我们愿意为之拼搏。

  杂志的日常事务是繁杂的。为了保证其高品位而向名家组稿、为了把编校差错率降到最低的终审,是主持者天天不间断的功课。为此,我几乎舍弃了一切周末、假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一篇篇、一字字地审阅、校改稿件。有时想,杂志的每个字耗损的都是编者的生命,然而,它却使我们只能长期处于“过劳”状态。

  为了这个刊物,我几乎放弃了亲友之间的一些必要交往。

  为了这个刊物,我不得不放弃在专业上的许多研究设想。主持的一个国家社科项目,本来预计三年结项,而我拖了几年,才最终完成。计划中的几个课题都只能暂时搁置起来。

  这一切不仅没有额外的报酬,而且还会招来某些人的不理解,甚至无端的猜测:我们既然是这样坚持不懈、锲而不舍,肯定赚了不少钱等等。其实,这完全是误解。人们常说兴趣就是动力。对我来说,为《美与时代》而拼搏,基本上是出于自己的兴趣和责任感。动力不来自外,而来自“内”。因此,我从不理睬别人的闲话,不在乎什么奖励、名誉或报酬。到现在,杂志已经由我接手时的百期出版到了750期,也就是说,1996年以后的600多期杂志,它就是我们一本本的集体“著作”,一件件共有成果,细心的读者会从中感受到我们严肃认真的编校态度,坚持学术品位、高雅格调的精神,对美学事业深厚的情感,回旋在刊物编排、装帧中的美的旋律。20年来,《美与时代》这棵弱苗,不仅没有死掉,而且长成了一株亭亭玉立的树。它的根,已经扎进了读者的心里。

  二

  回顾这些年来,《美与时代》为我国美学界“服务”,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 不断探索,逐渐完成向学术回归,使其成为以美学理论研究为主,涵盖多个审美文化领域的学术期刊。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都市报的大力扩版,纸质期刊受到极大冲击。《美与时代》也面临着重新选择生存空间的问题。经过回顾和分析,我们认为,《美与时代》一方面必须以美学版(标识“BEAUTY”)坚定不移地守住“美学研究”这块学术阵地,一方面应使美学研究和社会审美潮流密切结合起来。因此,经上级出版主管部门批准,我们以“美学版”为根基,把原来着重审美时尚的上半月刊转到“设计美学”(以“创意”为标识),又先后增出了以“绘画美学”为主的中旬刊和以“城市美学”为主的“城市版”。这样,使《美与时代》基本上以美学研究为核心,涵盖了设计美学、艺术美学、环境美学、建筑美学等多个领域,符合了于友先、张涵同志创办《美与时代》时主张“大美学”的初衷。

  (二)努力成为美学家发表新成果的高端平台。我们始终把向美学专家组稿、发表美学理论研究新成果作为杂志的首要任务,力求使“美学论坛”栏成为美学基本理论研究的高端平台。十多年来,在《美与时代》发表论文的美学家和学者,有中国社科院的聂振斌、杜书瀛、徐碧辉、高建平、王柯平、刘悦迪、司马云杰;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凃途、邢煦寰、宋建林、李荣启;北京大学的杨辛、闫国忠、张中秋、王岳川;中国人民大学的陆贵山、张法、王旭晓;北京师大的童庆炳、李凡、方珊、刘清平、刘成纪;南开大学的薛富兴、杨岚;辽宁大学的杨恩寰;上海社科院的蒋冰海、姚全兴;复旦大学的朱立元、王振复、杨乃桥;华东师大的朱志荣;浙江大学的潘立勇;南京大学的潘知常;东南大学的凌继尧;苏州大学的鲁枢元;武汉大学的陈望衡、邹元江、范明华;四川大学和四川师大的王世德、皮朝刚、成穷;陕西师大的尤西林;安徽师大的王明居;安徽大学的吴家荣、宛小平,湖南师大的易健;中南大学的毛宣国;云南师大的李健夫;中南民族大学的彭修银;扬州大学的古风;江苏师大的朱存明等等诸位先生。

  美学家们的支持,使《美与时代》保持了较高的学术品位。其中如聂振斌先生的《中国古代生命哲学及其对艺术的影响》、徐碧辉的《试论中国传统美学的新生》、 杨恩寰的《略说审美教育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朱立元的《谈谈美学与美育》,司马云杰的《论文以载道》等论文,都产生了广泛影响。王世德的《论审美和美的特性、实质和规律》、童庆炳的《美在关系说:可体验的理论》、方珊的《福柯的生存美学》、杜书瀛的《关于20世纪中国美学及美学家蔡仪》、姚全兴的《五四时期关于以美育代宗教说的论争》、潘立勇、章辉的《金代民族审美风尚略述》、任范松的《当代韩国的美学研究》、古风的《“以五色为美”的原初审美观念探源》等都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三)努力使杂志成为培育美学新生代的园圃。我们还着力提高中青年美学、艺术工作者、博士生的发稿量,鼓励他们发表新知新见。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曾孕育了一批美学爱好者,“80后”的美学专业博士及硕士生,正在成长,走上学术前沿。对他们的论文,确有创新者,我们提前安排;其文章尚有不足者,则及时与之对话,帮助其修改补充。由此,一些中青年研究者与《美与时代》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上海交通大学的刘士林,四川文理学院的范藻,重庆交通大学的庞跃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杨平,他们从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初就开始在《美与时代》发表论文,至今都已经是卓有成就的教授、学者了。其他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宋蒙博士、曾经是浙江大学博士生的章辉、武汉大学博士生的张敏、张红军,中山大学博士生的徐文泽,华中师大博士生的石长平,山东大学博士生的戴孝军,东南大学博士生的张泽鸿,都是在全国美学界崭露头角的中青年美学学者。他们的论文为《美与时代》增光添彩,也带动了一批博士或博士生向我刊投稿。

  这些青年研究者的论文,如陕西师大博士后李龙强的《人性、美与艺术》,武汉大学哲学院博士生谢瑾的《论瑞恰慈对于“美”的语义分析》,和磊博士的《论阿多诺的审美幻象及其救赎》,西安音乐学院讲师刘佳的《中国钢琴曲的美学意蕴》,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硕士成瓅的《中国当代基督教视觉艺术一瞥》,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董雨莹《论艺术与现实之间的“缝隙”》等,都因其内容新颖而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四)设立“美学学人”专栏,为我国现当代美学家“树碑立传”。美学作为一个学科,在我国是全新的。百年来,老一辈美学家筚路蓝缕的创建,后来者的辛勤开拓,对我国美学的发展贡献至巨。应该张扬他们的创立、开拓之功,交流研究成果,总结我国美学研究的经验教训,推动当代美学研究。《美与时代》1996年曾设立“美学名家”栏目,2009年起,又设立了“美学学人”专栏,全面推介现当代美学家和学者。为了保证该栏文章的科学性、权威性,对已逝美学家的介绍评述,一般由其亲属、弟子撰写。对其他美学家或学者,主要采用本人的学术自述和其弟子的评述。如胡经之的自述《美学伴我悟人生》,涂途的《无怨无悔的美学情缘》,童庆炳的《美在关系说:可体验的理论》以及吉新宏撰写的评述。该专栏从第一个介绍杜书瀛先生始,至今已坚持了8年,发表了近百位美学家和学者的专题,包括老一代的美学家,活跃在新时期的中年美学家,也包括美学界的后起之秀。有些研究者,虽然知名度还不太高,但对于普及美学知识、丰富美学学科内容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该专栏也为他们提供亮相的平台。现已确定,将“美学学人”文章汇集成书,分上、中、下三册,约150万字。它将成为我国当代美学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五)为设计美学、艺术美学、城市美学研究搭建新的平台。从21世纪之初艺术设计潮流兴起,国内新出了不少设计业务类刊物,但还没有着重从美学角度研究、指导设计的刊物。为此,从2008年起,我们将上半月刊改刊为以“设计美学”(标识“创意”)为中心的学术刊。几年来,它得到了艺术设计界专家、朋友的大力支持,如张福昌(江南大学)、贾京生(清华大学)、周武忠(上海交大)、邢庆华(南京艺术学院)、肖红(北方交大)、张贤根(武汉纺织大学)、刘子健(陕西科技大学)、丁宁(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刘道广、长北(东南大学)、杨先艺(武汉理工大学)、朱钟炎(同济大学)、王同旭(天津科技大学)等诸位教授,他们不要任何报酬地担任我刊编委,给我们提供高水平新作,或推荐论文、提出建议。

  艺术设计与生产和生活实践结合密切,但我们要求其论文也必须从美学高度来审视和阐述,在传递技术知识的同时给读者以美的熏陶,提高其审美素质。如丁宁先生的《论建筑的审美形态及其意义》,肖世孟博士的《儒家色彩审美思想研究》,李巧楠硕士的《高技派建筑探析》,都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美与时代》中旬刊和“城市版”虽然出刊较晚,现在也已经进入了良性循环,所发论文全部被“中国知网”等学术网站发布,被美术界和环境美学、建筑美学界所认可。

  三

  令我们非常欣慰的是,20年来,我个人和杂志社成员虽然没有得到过任何奖励,但是得到了美学界和社会的广泛认可。如美学家王世德教授称赞《美与时代》坚持美学这块园地,对中国美学研究和普及功不可没。刘清平教授说:“《美与时代》这些年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这是美学领域到目前为止坚持最久、影响最大的一本杂志了。”我个人的工作,也得到一些美学界朋友的肯定和称赞。

  有的院校,包括一些985院校的研究生院,都将《美与时代》作为艺术类核心期刊对待。

  从中国知网检索可知,《美与时代》的读者群是广泛的,有的论文下载数量迅速达到4000多次,被引用80多次。《美与时代》论文的使用机构,包括世界和我国最有名的学术机构,如哈佛大学、北京大学等等。在中国知网对我国200多钟艺术类学术期刊影响因子的排名中,《美与时代》(上)和《美与时代》(下)一般都在第40—55位之间,超过了许多“核心期刊”。据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会、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合作的《中国学术期刊排行榜(2013-2014)》,在前90家艺术类学术期刊中,《美与时代》排第40位。称为“准核心期刊”。

  2014年,河南省出版局将《美与时代》(创意)作为“中国最美期刊”推荐参加评选。

  《美与时代》的创刊和生存、发展,每一步都离不开国家出版管理部门、郑州大学有关部门和文学院的支持和关照。两位创办人于友先、张涵同志虽然上世纪90年代都调到了北京,但他们仍始终关心《美与时代》,经常过问,给以指导,并帮助杂志解决一些困难。

  如前所述,《美与时代》正是植根于人类的爱美天性中,才使它在各界朋友的帮助下,在外人难以想象的困境中顽强地挣扎前行,生存、发展、开花。

  四

  当然,为美学服务的20年,也是我重新学习美学的20年。虽然积习所在,所挤时间主要还是作现代文学方面的研究,但是“近美者美”,我从办刊中也多少受到了美学的熏陶。

  之前,我对西方当代哲学、美学了解甚少。而在刊物的编辑中,作者的论文涉及这方面内容较多,促使我不得不补一下西方当代哲学的课。

  过去,对于美学基本理论只是略知皮毛,对艺术美学、技术美学、生活美学的了解,更是空白。由于编辑的需要,也促使自己学习、熟悉这些领域,开阔了视野。

  过去,因曾在党委机关工作过,对文艺作品的审视,自然偏重其政治作用,而对其艺术构成和审美特征注意不够。主持《美与时代》工作之后,这种偏向略有扭转。我给研究生开设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简史”课程,对从王国维到胡风的文学思想和批评实践的解读中,都渗透了美学的评析。同时,我也尝试从美学角度阐释作家和作品,如《论巴金小说的悲剧美》《中国工业文学的悲剧美和崇高美》,《敏感、激情、执著的探索——论巴金的创作心态》等论文就是这方面成果。此外,也尝试运用美学理论阐释有关大众艺术或社会现象。现在面对学界有人否定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及抗美援朝文学的倾向,我撰写了《巴金抗美援朝创作的崇高美》一文发表。这些论文在学界得到了一定反响。彭立勋先生肯定笔者对巴金创作思维特征和小说悲剧审美特征的分析,准确、独到、新颖,使人深受启发。而《中国工业文学的悲剧美和崇高美》被摘编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引 1917-2000》(第3卷)。实践使自己感受到,用美学理论审视有关艺术现象,不仅分析更为透辟,而且自己的思想、心理、境界也得到一定的提升。

  20年,转瞬已逝,但它是关乎《美与时代》命运的20年。回顾杂志创刊时只是3个印张48页黑白印刷的小型普及性月刊,现在已变成了8印张128页、铜版纸全彩高档印刷的学术周刊,每个月的发稿量约相当于创刊时的11倍。杂志社从1996年除了外债一无所有的境地,发展到现在理清了旧债,拥有编辑、排版以及发行所需的全套电子设备。这么一个自顾不暇的小小杂志,还先后聘用过大专毕业生、下岗职工十多人,帮助解决其就业问题;文学院研究生先后70多人在杂志社做过业余编辑,初步接触了工作实务,有助于以后的就业,又帮助他们解决了部分生活困难。

  20年,转瞬已逝,但它在我人生中是一段短暂而又漫长、欣慰而又苦涩的历程。西方传媒界流传着一段谚语: “如果你爱一个人,那么就让他去办杂志;如果你恨一个人,那么也让他去办杂志”。可见办杂志是一种对人类有益然而必须付出巨大努力、做出巨大牺牲的事儿。巴金在1943年写了一篇散文《纪念一个失去的友人》,悼念在抗战时期坚持《宇宙风》杂志的林憾庐先生,文中说:“你单单为了一件小小的工作就牺牲了生命。的确,你是为了你那个‘该死的刊物’(你骂它该死,更可见你是如何爱它!)死的。你为它牺牲了健康,牺牲了安乐,牺牲了家庭幸福,甚至冒着种种危险;你将自己的心血和精力织成墨水.给理想多涂一点光彩,为抗战多尽一分力量。这些年来我就没有看见你闲过一天。最后躺在病床上,你还带着焦虑地筹划刊物的维持与发展……”。过去读这段话时并没有多少感触,今天,经过20年办刊的拼搏,现在自己也患上重病的时候,对这段话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不过,回顾这20年,我并不后悔,自己毕竟用20年为我国美学界做了一件事,做了一件颇足自豪的事。而且,今天已经不是林憾庐所处的条件极其艰苦的抗战时期,可以说医学的进步已使人类几乎没有了不治之症。朋友们都热切期盼我能早日康复。我也有信心重新赢得健康,能和同事们一起继续为我国的美学服务。

  只要这本杂志存在下去,它就会永远为我国的精神文明,为美学的发展而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

  (写于2015年9月20日,病中)

  作者介绍:

  贾玉民,1942年生,原籍河南清丰。1964年郑州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在黑龙江伊春市从事教育和党政机关工作。后调回母校郑州大学,先后任中文系(文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曾兼任《美与时代》杂志社社长、副主编。

  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出版有《中国新文学主题现象论》《20世纪中国工业文学史》《向青年读者解读巴金》《文白对照<说文解字>译述》(合著)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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