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今年清明为父亲扫墓时，在墓地忽然想起苏轼这首“江城子”，一时间心中涌动着的对父亲的思念，在这首词的感召下，汹涌澎湃地倾泻出来，泪水顿时模糊了双眼。苏轼是悼亡妻，我是祭慈父，但在十年这一时间点上恰好吻合。于是，他的痛苦，他的思绪，立刻感召了我，化为我思父的断肠之痛，凄凉之情，一直延续到如今的父亲节……。
十年该是一个漫长岁月，可是对于我，却是如此短暂，仿佛就在昨天。父亲虽已去了天国十个春秋，可是，他分明活在我的生命里，一时一刻都没有离开。
父亲是一个凡人。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没有传世扬名的绝响。但是，他的一生，与共和国的建立，与祖国的西部边疆，紧紧联系在一起。一直想为父亲写一本传记，却没有时间与精力。只能记下我所感知的点点滴滴。
帮母亲整理东西时，发现了一份父亲的自传。那是一本50年代的，黯淡发黄变软的64开笔记本。没有封皮，字是红色墨水书写的，整齐而认真，但显然不是父亲的字迹。
父亲的祖父辈，就是我的祖爷爷时，家道还是殷实的，按照建国土改时的标准，起码是个富农或中农。我的祖父兄弟5人，祖父排行老二（很遗憾祖父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哪怕是合影）。按照当时家境还算富足的人的想法，祖爷爷安排他的一个儿子，就是我的祖父，去学文化——“识文断字”，就这样，我的祖父学成了——成了当地方圆数十里赫赫有名的私塾杨先生。记得小时候跟母亲回乡，路遇某个年迈老人指着我们说：那不是杨金铭先生的孙子们么？看来基因遗传真是抹不掉的符号啊。
我的祖父杨先生虽然名噪一时，但晚景凄凉。祖爷爷去世后，弟兄们立即分家了。祖父一心读书不会侍弄庄稼，且被兄弟欺负只分得一些很差的盐碱地。遇上灾荒年，很快地，这些地就抛荒了。按理说他做私塾先生也能糊口的，可又逢兵荒马乱之世，哪里安放的下平静的书桌？无奈，父亲小小年纪就外出打短工，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贫困日子。父亲曾经给我们描述过他帮人割麦时的情景。雇主会让一个农活娴熟的人领头，短工们跟在他后面，如果领头人割完了而你没有跟上，你就没有工钱只是管饭。父亲骄傲地说，他总是割的很快，每次都能领到工钱。父亲还给人打过井，婚后带着母亲到省城济南找零活干，甚至逃荒要饭。
穷则思变。贫困之极走投无路的父亲参加了八路军。当年父亲的村庄以参军人数居多被誉为“模范村”，可父亲家族只有他一个人参军——他那些叔伯兄弟们家境尚可谁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当八路呢？父亲的自传里有一个细节没有描述(母亲说这是父亲羞于启齿的)，刚当兵不久，父亲的部队有一回经过家乡，他抽空回去看望刚刚生产的母亲，在家住了一宿。天亮时他回去找部队，却发现部队已经不存在——他们被敌人包围全部壮烈牺牲了。没有了他的部队，父亲只好回到家里，家人都劝他好好务农吧，总比当兵安全。可父亲在家里没呆多久又出去，重新加入了八路军。
解放战争时，作为一名基层部队领导——连指导员，父亲跟随他的大部队“刘邓大军”一路从山东挺进到大西南云贵高原。父亲曾经沉痛地说，他当指导员时的亲密战友，几任连长都在南下的战役里攻城掠地时牺牲了。父亲的相册里有一张我最喜欢的照片，父亲穿着棉大衣坐在椅子上，身边是一位荷枪实弹的警卫员。父亲面容黝黑清瘦，但目光炯炯颇有精神。那时候，父亲在贵州的绵绵大山里剿匪，担任副大队长。有一次他们被土匪包围了七天七夜，眼看弹尽粮绝时，救援部队终于赶到了。父亲说那次经历九死一生真可以写成小说拍成电影。
在南京读书的时光，可以说是父亲一生中最为幸福难忘的。那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事。能够被保送到部队的高等学府——南京军事学院读书，是何等的光荣啊。在那里，他享受了很好的生活待遇，学到了许多军事政治知识，还结识了终生难忘的好朋友——迟浩田叔叔。迟叔叔后来官至国防部长。父亲那张佩戴着大校军衔的毕业照，是我们爱不释手的，记载着父亲曾经的荣耀。
几年军校生活结束，父亲作为优秀学员，被分到了青藏高原新组建的国防科委核基地。
不久前，我曾接到一个电话。通话人介绍说自己是北京某大报的一名记者。他说在网上查到我的一篇文章，回忆我小时在青藏高原某原子弹基地的生活，方知我父亲就是他寻找了许久的人。他的父亲曾经是一名士兵，我父亲所在部队的士兵。由于他父亲经常回忆不寻常的当兵经历，使他萌发了要写父辈们的军旅生活——我国著名的核基地守卫者的状况。而我父亲作为部队负责人，是他必须要写的核心人物之一。
但是，对于父亲以及我们全家来说，如果在此之前的经历是惊险而困苦的，那么核基地的那些经历则是更加难忘而痛苦的。
不消说六十年代初期，在那白雪皑皑的大草原，一切从零开始的生活是多么艰难。“文化大革命”把这些艰难变成了人为的灾难——一场“人祸”。在那全国到处都是“武斗”战场的年代，核基地也成为两派斗争的场所。两派都希望得到部队的支持，父亲被卷入了一场漩涡。由于父亲迟迟不表态支持哪一方，斗争的矛头就对准了父亲。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把父亲描绘得一无是处，为了安全，幼小的我们和母亲曾在半夜被悄悄送到部队卫生队保护起来。
后来，鉴于核基地的特殊重要性，周恩来总理亲自派专机把两派头头和父亲接到北京谈判。在总理谆谆告诫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后，两派才终于放弃了打斗。
本来这一切都已过去。可是，到了文革后期，部队的某个领导却紧抓住这件事不放，硬说父亲“执行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父亲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斗争。办学习班，让父亲检讨，让父亲的手下与他划清界限……。就是那一次莫名其妙的挨整，使父亲的身体和心灵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许多疾病都从那时开始侵入了他的身体。
文革时候，人们总是用太阳来形容毛主席。记得毛主席逝世时，大家都哭得一塌糊涂，觉得好像中国的天从此要塌下来了。我那时做梦常常梦到毛主席，和蔼可亲的形象。但有时梦中的毛主席竟然和父亲混淆起来。父亲，一直就是我生命中的太阳。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是我的保护伞。或许因为我出生时曾有口齿不清的毛病，父亲对我格外的疼爱。在众多孩子中，父亲对我的偏爱甚至让姐弟们产生了嫉妒。连母亲也曾不止一次地说：你是你父亲的“老姑娘”（最受宠的孩子）。
朦胧的记忆中，我小时候生过一场重病，父亲焦急的守候的我的病床前。他的O型血输入了我的身体。当我从高烧昏迷中醒来时，他兴奋地对母亲大声喊：孩子醒了，她说看见了窗户上的苍蝇！
为了治疗我发口齿不清的毛病，童年时，父亲不辞辛苦地带我走访了许多家医院。最后，在上海九院做了手术，使我逐渐摆脱了心灵的阴影。
寻常家庭中，似乎多数都是“严父慈母”。可我们家却恰恰相反，是“慈父严母”型的。因为孩子多，母亲又没有上班，她的管教自然多而且严厉。我每每做了错事，又想要逃避惩罚，就去找父亲诉说以求庇护。上小学时，我常常和小伙伴们玩游戏，玩得疯了，就把口袋里的钥匙文具之类丢失，母亲知道了势必会打骂一番。我就去找父亲，父亲二话不说悄悄帮我买了新的。
后来，我当兵，上学，工作……，我生命中的每一步，都记载着父亲的心血。
最难忘是我成人之后，有一次我因病住院，年迈的父亲依然守候在我的病床前。突然间，我看见微风吹着他花白而日渐稀疏的头发，消瘦的脸上日渐增长着皱纹。我的眼泪悄悄地滑落下来。父亲老了！我突然意识到：父亲是多么需要我们照顾了！而他，却还在照顾着我！
都说儿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遗传基因的作用，父母确实在儿女的身上落下深深的印记。比如我的皮肤像父亲，脸型和身材也有些像，性格方面更有一些相仿，我还继承了父亲丢三落四的毛病。记得有一次，我们父女俩出门逛街。我把刚买的扇子丢在另一家商场柜台上，父亲则把手提包落在卫生所的窗口前。逐一找回后，父亲悄悄对我说：回去别告诉你妈，看她笑话我们！
离休后，父亲终日里锻炼身体，练习书法，坚强乐观地与疾病做斗争。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终于，父亲的各种病症日渐加重。住院成了他经常的生活状态。我们到医院里陪伴他时，他还总是很歉疚，觉得劳顿了我们。我说，爸爸，你为抚养我做了那么多事，我照顾你不是应该的嘛。
父亲不仅对关照子女家人，对他的下级，朋友，甚至干休所附近认识的老乡们，都特别关心，热心帮忙。父亲的葬礼上，来了许多人，有一些甚至我们都不认识的。父亲病危时，我在医院陪护。已经不能讲话的父亲，示意让我拿出纸笔。他用颤抖的手写了几个歪歪斜斜模糊不清的字。我们辨认了许久才知，父亲是问上特护班的护士小杨吃饭了没有！？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苏轼的词萦绕在我的耳边。十年过去，父亲的音容笑貌仍然清晰地展现在我面前。他那慈祥的目光，温软的大手，抚慰着我那孤寂而思念的心灵。我觉得，父亲一定在天国里时时遥望着我，希望我走好自己的路，好好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