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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名村”与读书无用论

2016-03-03 来源: 河南日报

    卫辉市薛屯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每年都会有三五名学生考上全国各地的大学。近些年,该村考上大学的学生数量成倍上升,截至目前,该村已经出了200多名大学生,一条街上甚至有多名博士生。

    著名学者梁鸿在《中国在梁庄》、《走出梁庄》中,真实地还原了不少农村青少年的人生轨迹,即过早辍学——打工——结婚生子——打工,由此循环下去,形成了贫困的代际传递,而“农民工二代”也成了当下研究农村问题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无用论在不少农村等贫困地区,可谓大有市场。

    然而,却有极个别的农村培养出成百上千名大学生,成为远近闻名的“高考名村”,除了新闻中的薛屯村,包括之前媒体报道的河南林州的梨园村、河北邯郸的王桃园村、山东平度的庄子村……一时间都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那么,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到底有多大的市场?这些村子为何能够如此重视教育?又有何经验可供其他地区借鉴呢?

    事实上,任何观念的形成,都不是没有内在逻辑的。梳理这些“高考名村”的公开资料可以看到,除了贫穷,当地基层村组织格外重视教育等原因之外,有两点也同样需要引起注意:一是,这些“高考名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出过几个大学生,他们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案例,促使后人争相效仿;再者,就是尽管贫穷,但这些地区的村民并没有选择外出打工,而是过着简单的生活,全力供养孩子读书,并时常向他们灌输教育改变命运的思想。就像新闻中的薛屯村,家长就经常对孩子说,“我们是农民家庭,学习是你到外面开阔视野的唯一机会。”如此一来,对教育的重视,也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而反观读书无用论的流行逻辑,其实恰好与这两点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不少农村贫困地区零星出了几个大学生,他们付出了不少的教育成本,却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刚好成了知识改变命运的负面案例;另一方面,不少农民工二代结婚生子后便外出打工,把孩子交给自己的父母看护,进而衍生出了留守儿童的教育等一系列问题。

    当然,要彻底铲除读书无用论的孕育土壤,还需要教育部门在制度层面上,均衡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布,诸如高校自主招生、校长推介制、名校联合招考等教育改革举措,也要向农村考生重点倾斜,疏通贫寒子弟向上层流动的通道。而这些“高考名村”所取得的经验也提示我们,要重塑贫困阶层对教育的信仰,既要树立和宣传正面典型人物,也要重点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张松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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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郭东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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