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半年之后，我第二次到辉县采访。
    两名上次同来采访留在这里蹲点的记者听说我来了，赶来与我会合。这一段时间，他俩积累了不少采访素材，也学会了打钢钎、锻石头的本领，脸晒黑了，手上结出了厚厚的老茧。
    他俩告诉我郑永和经常身穿补丁衣脚蹬打掌鞋，深入山村为群众办实事。他下乡时总是带着劳动工具，沿途为群众挑担、拉车、嫁接果树，走到哪里干到哪里。每一个村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每一项工程都倾注着他的心血。辉县的男女老少，几乎无人不认识郑书记，一些群众说，郑永和就是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有一年种麦季节，郑永和在固村蹲点。县里规定麦地必须深翻一尺以上，每个干部要翻一亩半地。正在这时，地委通知郑永和去开了两天会。会刚开完，他就连夜赶回固村，一清早扛着三把抓钩下地了。一把钩他自己用；另外两把放在地头，有干部来找他商谈工作，拿起抓钩跟他边刨边谈。与他一起蹲点的青年干部说：“你那点活，我们捎带着就完成了，你何必那么认真呢？”郑永和说：“领导不能欠帐。领导欠一笔帐，就得允许群众欠十笔帐。”为了追回耽误的时间，晚上，他提着马灯去翻地。一个星期下来，郑永和超额完成了任务。
    这次采访，我提出系统地看一看山区的交通。此后的几天，郑永和便带着我驱车穿行在崇山峻岭之中。蜿蜒的公路在群山之间伸展，深沟峡谷间飞架起长虹般的石桥，汽车载着水泥、砂石、粮食、山货，奔跑在山腰，骡马大车、平板车、小推车逶逶迤迤，宛如舞动的长龙。让我特别振奋的是，辉县人民在基本没有机械和设备的条件下，就是凭着钢钎打、炸药崩，凿通了十几条公路隧道，总长达9300多米。郑永和告诉我，县里有个“愚公移山专业队”，只有200多人，当时全国最长的公路隧道――800米的愚公洞，1200米的友谊洞，1400米的向阳洞，1800米的胜利洞，都是以这支队伍为骨干打通的，打向阳洞时，原想总得三四年时间，结果只用一年零十个月就奇迹般地打通了。
    公路修起来了，隧道打通了，急需培养一批年轻的汽车司机。郑永和培训司机的故事，也是非常感人的；1974年秋天，国家拨来18辆解放牌汽车，县里选出80多名青年组成了“第二汽车队”，郑永和兼任车队的队长。他先把这些汽车全部封存，然后带领司机训练班的学员翻山越岭，拉起平车给水库工地运材料，担起箩筐给山区群众送煤。许多人心里纳闷：放着汽车不开，用这种“落后工具”来培训司机，简直是“出洋相”。郑永和说：“这是要求他们日后进城不要忘了农村，当了工人不要忘记农民，开了汽车不要忘了拉平车、担箩筐的艰难。”经过85天的培训，这批学员学会了驾驶、修理技术，而更重要的是，牢牢掌握了为人民服务这个正确的方向盘。他们提出：生活不搞特殊，开车不要补助，新人、新车、新思想，开车要开出新风尚。他们在辉县的建设中，干得非常出色，正像一位司机所说：“郑书记一心牵挂着群众，也培养我们心里想着农民。”
    一天，途经石门水库，我们下车休息，站在90米高的水库大坝上，郑永和遥指巍巍耸立的石门峰说：在战争年代，我们一个班12名战士被敌人围困在峰顶上，他们打尽了最后一颗子弹，集体跳崖，全部壮烈牺牲。他说：“解放这块土地，需要流血牺牲；建设这块土地，同要需要这种英勇不屈、无私奉献的精神。”接着，郑永和充满激情地给我讲述了一家普通农民的动人事迹。
    在石门水库施工过程中，发生了一场塌方事故，民工白永义不幸牺牲。他的老伴流着泪对前来慰问的郑永和说：“俺难过的是，永义的任务没有完成，俺家不能欠着。”她把大儿子白福才送到了工地。白福才继承父志，接连三次被评为模范。后来工地推荐福才去小煤窑当工人，这位老大娘又把二儿子送到工地，拿起父兄的工具接着干。不久，工地接到白福才寄来的一笔汇款，他在信中说，自己不能直接参加水库建设了，愿将节余的工资寄给工地，尽一点心意。
    “比一比群众的贡献，我们干部做的那点工作算个啥呀。”说到这里，郑永和沉默了，目光久久凝视着巍峨的大坝，凝视着那一层又一层洒满群众汗水的数不清的石块。
    谈起辉县群众的功绩，郑永和有说不完的话语。他还对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傍晚，我们一起察看了郊东沟的大片造地之后，攀着山间小径来到拍石头公社党委办公地。这是一座用石块垒起围墙的破旧小院，有十来间矮墙小窗的旧式民房。小院门旁有一间小屋，地势较低，屋顶平平的。公社书记孙钊在屋顶铺上草席，端来大碗茶，我们三人席地而坐，畅谈了很久，从当时的苦干谈到拍石头和辉县的未来。
    晚风驱散了炎热，蝈蝈在低吟轻唱。郑永和说，太行深处有个营寺沟，历来被认为是“鸡蛋壳里发面――没啥发头”的穷地方。这里有位三代扛长工出身的老汉元家清，从土改分得一面山坡起，就不声不响地刨土造田。20多年过去了。他硬是把一沟石头变成了一沟庄稼。他都近80岁了，身子骨种不得地了，还常常告诉队里人：“东山有咱队二分地，看节气种上”，“西坡插上红薯了，操点心管管。”队里的家业不断增加。却从未见他找会计记过工。老汉临终前还挣扎着让儿孙们扶他到地边，捧起一把土，留下遗言：“东山的树，我没栽完，后山还修块好地，你们要接着干啊……”
    郑永和说：“我永远也忘不掉这个可敬的老人……老汉造的地，后来成了县里的样板，我们在洪州城和郊东沟大规模地造地，就是照他的办法干的。他的精神一直鞭策着我们。”
    不知什么时候起，风停了。树叶纹丝不动，山岩肃立在静穆之中，连蝈蝈也不再吟唱，似乎都在倾听一个共产党员的心曲。
    其实元家清老汉的那股韧劲，就生动地体现在郑永和身上。辉县的干部告诉我，全县第一支绿化荒山突击队就是由郑书记带上山的。由于有1958年造林失败的教训，有人认为荒山难变绿，石头山上难长树。郑永和不信这个邪，偏偏选择石硬、水少、土薄的方山来试点。数九寒冬，他带着30多个共青团书记，背着行李，带着工具，攀过艰险的鸡冠峰，登上方山顶。他拿起镢头刨坑，垒起石头棚上草，教青年们盖窝棚。山上缺水，吃水用水都要到山下挑，饭后他就拔起一把白草把饭碗抹干净，说：“这样洗碗就节省下水了。”白天，他和青年们一道把石山炸出一个个深坑，筑起一条条长坎，担起黄土，栽下幼树。夜晚，点起篝火，青年们围坐在他的周围，听他讲当年游击队的战斗故事。他们一连好多个日夜吃住在山上，郑永和的眼熬红了，脸冻肿了，青年们心疼的说：“郑书记，你脸肿了。”他摸摸脸笑着说：“不，是吃胖了。”
    春风再起时，光秃灰黄的方山顶上泛起一片新绿。人们从这里看到了希望。第二年冬天，郑永和在方山顶上搭起的那种窝棚，在大大小小的山梁上成群出现，一年全县就造林数万亩。几年下来，一些光秃岭都陆续披上了绿装。
    在此后直到“文革”结束前的一段时间里，我又两次踏访辉县。这四次采访，辉县人民在郑永和领导下改天换地的壮举，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经过8年的艰苦奋斗，这里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山坡上，支离破碎的小片耕地变成了层层梯田；河滩里，几十里长的乱石沟中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大小山沟中，星罗棋布着水库、大型蓄水池，加上电灌站、截流坝、暗渠、渡槽，组成了巨大的山区灌溉网，全县粮食产量由二亿斤逐年增加到六亿八千万斤。与此同进，全县大部分地区实现了水通、路通、电通。化肥厂、水泥厂、炸药厂、发电了、轴承厂、机械厂、动力修配厂等骨干企业也兴办起来了。这一切，为辉县经济的起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