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真实的“小人物”

    回来的车上，他摸索来摸索去这透明的奖杯，从来没见过，终于忍不住，问矿上的干部，“兄弟，这东西值多少钱啊”

    半辈子为赡养生活所累，属于个人的爱好和兴趣便显得奢侈。据说谢延信年轻时疯狂喜欢武侠，如今还记得《岳飞传》的名字，还据说他写得一手好钢笔字，缺了封面的字帖里，有一些模仿毛体的钢笔字迹，却是一些俗语摘抄，比如“不明之财不可收，昧心之食不可吃”。

    焦作煤矿的张书记说，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惟其如此，他的人和事才“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

    矿上的宣传干部赵国堂，目睹了谢延信出名前后的经历，不无感慨，“本色不变，许多时候可爱，又真切。”

    至今，谢延信仍不习惯出镜和讲话，他拙于言辞，人一多就会掌心出汗，记忆因中风受损，总是憨厚地笑对话筒，“没啥，没啥。”

    2006年10月，他去焦作作报告，市里领导特意安排他入住迎宾馆的总统套房，当时的照片显示，老人颇不习惯，僵硬着身板，蹭在床沿。这天晚上，他抱着外孙，愣是没睡在床上，窝在沙发里一晚。

    也是这一年，当选河南省敬老模范，要去省城郑州领奖了，第二天，他腼腆地问宣传干部，“你嫂子也想去，中不？”这是他出名后唯一的一次额外要求。

    矿上见他没像样的衣服，决定送他一套，在商场里，问喜欢什么样式，谢延信都是“中，中”，最后从上到下，从衬衫到皮鞋袜子，全买了遍，才花了490元。对着镜子里焕然一新的自己，老谢憨厚的笑，一声不吭。

    这双皮鞋，后来在他接受中央新闻采访团采访的时候穿上了，一看鞋面浅浅的折痕，就知道平素根本就不怎么穿。

    那个时候，他已经中风过，脑子反应迟钝，宣传干部临上奖台前，提醒他别忘了对领导说谢谢，别忘了转过身时举起奖杯示意。结果一上台还是忘了，下面的干部急得直示意，老谢才突然醒悟似的举起奖杯，两只手臂伸得笔直。

    回来的车上，他摸索来摸索去这透明的奖杯，从来没见过，终于忍不住，问矿上的干部，“兄弟，这东西值多少钱啊？”

    今年，矿里为了更好地宣传其精神和事迹，提议办一个谢延信事迹展览馆，许多实物临时从他家里借用，并开了清单。

    结果，他还是忘，成天在家里找镰刀，找收音机，后来看到用铁丝锯条做成的菜刀还在，视若珍宝。

    他的生活一如既往地不宽裕，有一次，在焦作市参加完“河南文明家庭”的颁奖晚会后，矿上领导问他想吃什么，谢延信说，吃碗面条吧。后来矿上出钱，犒劳了一顿北京烤鸭。这成为他那段时间里最津津乐道的荣光，时不时摆在嘴边，“我吃过北京烤鸭了，我也坐过大饭店的圆桌了。”

    社区服务中心出于爱护，给他家里重新粉刷了墙壁，河南冬天冷，原来的破窗户呼啦呼啦地透着冷风，又给他安装了封闭性能好的铝合金窗户，这几乎是二十余平方米的家里最具现代化的特征。

    阳台被临时改成了小房间，小女儿刘凤霞到焦作打工时就住在阳台上，家里太小了，憋得慌，和男朋友才认识四个月，就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出嫁。

    各级领导不时来探望，于是家里多了洗衣机和彩电，但记者采访时，这些家电原封不动地摆着，他说，“吃穿不问好歹，习惯了。”

    实际上他的身体正日益衰老，并且不可遏止地被病痛折磨，工作的轨迹也印证了这点，他从井下的掘进工，拿着铁钻在水花四溅中钻击煤层，到运输工，将井下矿渣用轨道车运回地面，再后来到了井上，最后只能看管矿上的泵房了。

    工会的领导曾上门劝他申请救济，结果申请书都写好了，还是没有上交。赵国堂说，他很自尊。

    这之前，焦作煤矿效益连年滑坡，大批工人下岗，并无显著业绩的谢延信曾在其列，他硬是不求人。若不是当时的煤矿党委书记及时干预，他在物质上的窘境或许更糟。

    矿上竭尽所能地给予照顾，最新的一份工作是安排其在机电房里接听电话，以传达井下状况。除此，公司的领导有点为难，“我们不能因为他成了典型，就给予特殊照顾。”

    谢延信很清楚这点。邻居有时会在后面撺掇，“趁这机会，给你的孩子寻份工作啊。”小女儿迄今还在婆婆家赋闲，被问起为什么不劝父亲去求下领导时，这个才21岁的姑娘说，“我爸爸不会的，说了就不是他了。”

    谢延信不说，他只埋着头去做。但荣耀还是不期而至：现在，他很有可能成为焦作煤矿108年历史上的又一位风云人物。

    半个世纪前，焦作煤矿的刘九学，曾在全国引发了一场浩大的“刘九学安全生产运动”；矿上的采煤班长丁百元，去世后亦成为中国煤炭博物馆里的七尊矿工铜像之一，默默地看着这位姓谢的憨厚晚辈名扬天下。

    （《焦作日报》记者许伟涛、赵晓(赵晓博客,赵晓新闻,赵晓说吧)晓对此文亦有贡献）

    ■记者手记

    有种爱，无法衡量

    焦作煤矿的宣传干部赵国堂是第一个发现谢延信事迹的人，1985年起，他和谢延信一家相邻而居，住在煤矿的旧招待所里。

    12年后，他写了第一篇6000字的稿子《爱心撑起一个破碎的家》，发在《焦作矿工报》周末版第一版上，40元稿费。这一年，谢延信第一次获得奖励，在焦作矿务局举办的家庭美德演讲会上，他的经历被写成了感人的演讲稿，获得了二等奖。他是十位获奖者中惟一的男性。

    然而，从1997年到2006年，整整十年时间里，谢的事迹只止于矿区间的口耳相传，赵国堂写过很多相关稿件，投到全国各个报社，结果采用寥寥。

    他说，最大困扰在于，许多人都怀疑事迹的真实性，或者真实程度。孝敬，这个最为朴素的传统美德，何以一度成了最难以令人信服的事情？

    类似的对真实性的困扰，即便在十年后的今天，在我们走进焦作的初期，一度依然顽固地蒙蔽着我们。

    一位同行采访半途，近乎绝望地说，这简直不是正常人所为，他图什么啊？

    我理解他所说的正常人所为的指向，如果真的以“利益衡量，得失比较”这个现今要多流行就多流行的逻辑去考察，会得到什么结论？

    谢延信不是共产党员，又不是领导干部，没有太多身份和面子的顾虑，他生活拮据、自顾不暇，远非生活无忧后而滋生怜悯，前妻已经去世，他也另有家庭，偶尔嘘寒问暖可以，何必日日伺候？两个体弱多病的老者和一个傻子，又能给他的照料回馈什么？

    古语尚有“久病床前无孝子”，更何况他们之间并无血缘维系？

    我们走访了老谢的邻居、工友、领导、家人，出于朴素的爱护，他们反复言说的总是“好人、了不起”一类的形容词，甚至连抽烟的嗜好，也被刻意忽略。老谢的中风后遗症，使得记忆衰退，反应迟钝，他已经无法直面这些近乎残忍的追问。

    采访过程中，最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是，谢延信顶替岳父获得矿工一职，许多记者包括我一度相信，这才是最真实的逻辑。在经济动力充溢社会角落的今天，利益动机常常被视为最颠扑不破的“真理”。

    可是，赵国堂反问我们，为了换回一份矿山工作，何以解释33年的存在？一个如果一开始就打着得失算盘的人，难道连这简单的算术都不会？

    事实是，老谢付出的代价太多，他的生活因为两位老人的存在而拮据困顿，他失去了像同龄人一样在经济巨变的时代中，寻找其他出路的可能，他甚至对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满怀愧疚，严格意义上说，他是亏欠他们的。但他又的确改变了太多。

    在安阳滑县的谢的老家，这个中原最为普通的村落，我曾试图推开一户人家的门，随意走访。当地的一干部拦住了我，善意地说，别去，那是傻子人家。回来的路上，在村口，我还遇到了另一位傻子，鼻涕满面，惊恐地站在路边，身上的污垢几乎遮住了衣服上暗色的花纹，村民们遇之则远远绕开，我亦如此。

    我突然就想起谢的那个妻弟，那个只会念叨“亮哥，好，亮哥，好”的傻子，衣着素净，脸上的神情安详满足。

    赵国堂曾对我说，我用12年的时间才考验出一个真相，言下之意是，你们却用7天在寻找一个虚妄的动机！他有些生气。

    这句话，被我忽视了许久，直到最后，我才释然，并开始自责。（录入：陈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