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阳西水坡蚌壳龙虎图案研究述评

发布时间: 2007-05-25 来源:濮阳县信息港

    一、关于遗址发掘和考古简报

    西水坡遗址,位于濮阳县城西南隅,平面呈曲尺形。1987年发现三组蚌图后,1988年又进行大面积揭露,共开探方、探沟170余个,加上对遗址南端30座东周排葬坑的清理,总计揭露面积6000平方米,文化层自上而下为宋、唐、晋、汉、黄河淤积层、东周文化层、龙山文化层和仰韶文化层。仰韶文化层又分上、中、下三层,发现的遗迹有房子、窖穴、灰坑、窑址、成人墓葬、儿童瓮棺葬。发现的遗物有石耜、石斧、石铲、石磨棒、石磨盘,以及鼎、罐、钵、瓶、壶、盆和碗。陶钵的口外沿多饰宽带纹红彩,少数陶器饰叶状纹、三角形线条纹、弦纹、指甲纹、划纹、乳钉纹、锥刺纹、麻点纹。在东周层中发现30座阵亡土卒排葬坑和一批小型墓葬。龙山文化遗存有灰坑、墓葬和瓮棺葬,以及一些灰陶、红陶和棕陶,相对来讲,这一时期遗存较贫乏。根据地层和遗迹中的遗物,在所开探方中,T136、T137第一层属周代或周代以后翻动的扰土层,第二、三、四、五层均为仰韶时期的堆积。第一组蚌图即B1发现于T137仰韶文化第四层下,打破第五层和生土,B2发现于B1正南20米处的T176中,B3发现于B2正南25米处的T215中,B1B2B3南北向呈一字形排列,由北向南:B1是龙虎和人骨架相组合,在人骨架脚边正北有用两根人胫骨和蚌壳摆成的勺形图案;B2是由下而上为虎、龙、鹿(暂名)相错并重叠而组成,虎和鹿头向北而龙头向南;B3是北虎南龙,背相对,虎头向西而龙头向东,龙背骑一人;B4位于B3西南边,蚌砌动物的头、腹部以下被晚期坑所打破,仅残留脊和尖尾巴,其形象已无法辨认,尾巴的东边,用蚌壳贴砌一圆圈,似日似月。①

    西水坡这一考古发现,在国内各报刊报道后,震动海内外,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瞩目。1988年,在考古工地召开了遗址发掘现场会。来自北京和河南省有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就已揭露的遗迹遗物进行了讨论,并从这一遗迹的具体特点出发,对以后的进一步发掘提出了许多关键性建议。而且就遗迹本身的意义也形成了若干看法:(1)四组蚌图是原始宗教巫术活动留下的遗迹,墓主人可能是巫觋。(2)蚌图龙虎处于遗址的较下层,为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灰坑所打破,其年代应属后岗类型较早时期,即距今6000余年。(3)蚌图龙是一幅杰出的艺术作品,其造型之生动和明清故宫的龙相差不多。(4)西水坡遗址的考古收获,“对于搞清濮阳地区古文化序列,对于探索龙的起源,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等有关重要问题,都有不可低估的学术意义”;西水坡仰韶文化蚌图遗迹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的一个重要突破。②

    西水坡遗址考古发掘结束后,分别于1987、1988年在《文物》、《中原文物》、《华夏考古》、《考古》发表了两期简报,《中国文物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内各大报刊也作了报道或介绍。对西水坡遗存的性质及本次发掘的意义等方面所形成的认识,曾引起一定范围内的争议,焦点是M45周围“殉人”是否殉人,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仰韶文化后同类型的社会性质的判断。但1988年7月西水坡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会上专家们所形成的上述看法已成为共识。

    1989年,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对西水坡蚌壳进行碳十四测定,并经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6460+-135年。学术界专家们称誉之为“中华第一龙”,所以濮阳为中国的龙源。

    二、关于蚌龙与蚌龙发现的意义

    由于龙这一神异动物自古以来就和宗教崇拜、艺术创作、科学认识等诸多文明因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发展成为一种文化,所以,西水坡蚌图的发现,首先为龙文化的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建国以来,在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都曾发现过新石器时代有关龙文化的遗迹和遗物,如内蒙古赤峰地区和辽宁西部红山文化的玉雕龙、湖北黄梅县的卵石摆塑龙,山西陶寺出土器物上的盘龙纹等,这些发现曾引发考古界和史学界对龙文化的探索。人们曾预言,具有发达原始农业的黄河流域,有可能找到原始龙文化的影子。这一推测在1987年终于得到证实。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宋兆鳞先生认为:“龙的形象在中国史前时代是多源的,但是,以西水坡的蚌龙为最古老,可以称为‘中华第一龙’。从这一点可以证明,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所以说龙的主要故乡在黄河流域,在濮阳。”③北京大学考古系邹衡先生也对这一点作了肯定:“中夏文明,渊源有自,龙虎俱在、铁证如山。”尤其重要的是,与我国其他地方发现的龙迹相比,西水坡蚌龙是作为陪葬品的形式出现于墓葬中,并且和虎相伴出,这就提示学者们:蚌龙不仅是名副其实的龙,而且在仰韶时代就和先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联,在先民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长期以来,有关龙的原型为何物的争论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到目前为止,共有十几种说法)。部分学者仍然坚持闻一多的图腾组合说,由此否定龙的存在。从艺术创作的角度,龙的原型很多,“三停九似”已经说的很清楚,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在古代是有龙的,只不过史前时代的龙和后来的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西水坡的蚌龙是真正的龙——鳄。在很早的时候,祖先是把鳄称作龙的,由于历代艺术家在载体上进行表现和艺术加工,才失去了原来的真貌,逐渐发展成为后来的艺术“九似”龙。《左传》所载上古有“御龙氏”、“豢龙氏”,也并非向壁虚造。从远古时代鳄龙发展为后来的艺术龙经过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而从艺术构图的角度考虑,西水坡蚌龙已经具备了后来传统艺术龙的大部分要素和创意,即和秦汉明清龙一脉相承。从这一意义上讲,西水坡蚌龙是名副其实的“中华第一龙”。笼统地称龙的原型为“闪电”、”蛇”、“猪”,都只是抓住了后来龙的局部,未能触及龙的实质,历代龙的形象彼此不同,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怎么会有一个统一的“原型”呢?

    西水坡蚌砌“中华第一龙”出土后,立即轰动了海内外,并引发了对龙文化精神实质的探讨。西水坡蚌龙遗迹有三点被学者们关注:一是蚌龙的时代和地域。蚌龙发现于历来被称为中华民族摇篮的黄河下游、古史传说中“颛顼之墟”(春秋时被称为帝丘),而且,碳十四科学测定其年代为仰韶时代早期距今6460+-135年;在这一时期,全国各地也相继出现了不同造型的“龙纹”。二是西水坡蚌图第一组出土于墓葬中,而且作为随葬品龙虎相伴随。第三组又有人骑龙形象。三是在塑造蚌龙的时代,这里气候湿热,水域广阔,水草茂盛,有所谓雷夏泽、大野泽、菏泽,最适合鳄的生存。而“雷泽”即传说中华肯履大迹孕伏素之处。以上三点充分说明,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起源的早期就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之根,黄河流域仍然是最先进、最发达的地区,仍然是中华民族的主根之一。中华民族被称为“龙的传人”,在西水坡找到了最为有力的注脚。“中华第一龙”在濮阳出土并非偶然,是这一古代文明胜地所应有的杰出作品。有的学者,从濮阳龙产生的地理环境和社会背景这一独特视角,比较了商代龙与濮阳龙造型上传承关系,认为“‘濮阳龙,与鳄的‘亲缘’关系以及濮阳龙作为后世‘中国龙’的直系祖先的观点,可以从商王朝礼器上已趋于定型的龙纹中得到证据”。“以濮阳龙为主根系,在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吸收各区系‘龙’的‘神’与‘形’,融合而成的‘商代龙’是为中国龙的祖型。在其后,特别是在秦汉帝国建立之后的两千多年中,中国龙的‘精’、‘气’、‘神’及龙的造型不断深化与丰富,而使龙具有了腾云驾雾,翻江倒海,呼风唤雨,气贯长虹的无穷神通,它充满活力,成为无与伦比、无可替代的中华民族的族徽,成为中华全民族精神上的血缘纽带。而龙一度曾被赋予的皇权象征的特质,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瞬间变异而已。”④为什么许多中华人文始祖如伏羲、黄帝、颛顼都和龙有关系,从这里也可以得到科学的说明。蚌龙出土之所以在海内外引起偌大的轰动,在濮阳一时也到处出现了众多带“龙”字的商店、宾馆,并引以为自豪,其原因就是在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这一文化传统的核心就是“大团结”、“大统一”、“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义利观文化——华夏民族对人的本质的认识)。这一观念产生一股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炎黄子孙共同为祖国繁荣富强而奋斗。

    三、蚌图遗迹的含义

    史前先民对自然、社会的认识形式是宗教的形式,这种在当时唯一可以称为人文的东西,是在人们改造自然、认识自我的最初生产实践中产生的,而这一认识成果只有在生产力获得初步发展并进入农耕定居社会的前提下,才能给予比较完整清晰的表达,因此,在原始宗教的表现形式中,常常包含着与农业文明有关的科学内容。例如先民为安排农业生产进行天象观测所形成的“北斗、二十八宿”天文学体系就是这样。在先民的心目中,日月星辰、寒暑四季的变化规律由大的意志主宰,尊重自然规律,就是尊重天的意志。

    西水坡M45中龙虎陈设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中国传统天文学四象体系。顺着这一思路,一些学者⑤试图用天文学的观点对M45进行解释。他们依据考古和文献资料进行比较准确的天象推算,发现M45所有迹象和M45时代的真实天象完全吻合。“四象”中只有“两象”是和当时只有冷暖两个季节相适应的,从而大胆地得出结论,M45是中国最早的天象图,这样就把我国传统天文学“四象”体系的起源提前了近4000年。

    西水坡M45这一天文学内涵深深包裹在原始宗教的思维方式之中,即既体现了宗教观念,又包含着科学认识。其宗教内涵的实质,就是以龙虎图案作为墓主人死后灵魂升天的媒介和天人对话的工具。天文学中“四象”(苍龙、白虎、朱雀、玄虎)也被称为“四灵”或“四神”,本身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从美术史角度把这种充满神话色彩的艺术构思称为“人兽母题”。从神话中黄帝骑龙升天、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到汉代墓葬中出土的帛画、壁画、画像石等遗物上各种骑龙升天形象,都是这一题材的生动体现。而第三组人骑龙摆砌图案,更生动地说明史前神话题材所包含的真实历史素地。

    在中国哲学的思维模式中,“人文”和“天文”是两个十分重要、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结合“人文”研究“天文”,往往是破译考古之谜的一把钥匙。所谓“天文”,就是“天象”,即带有意志的天体变化;所谓“人文”,即人对自然的认识。在古人的眼里,天体与人间可相互感应,天象的变化乃是上天对人间祸福的预示。天人合一思想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天象崇拜信念合乎逻辑的发展。西水坡M45号墓把自己骨骸和龙虎埋葬在一起的做法,就是天人合一这一思维方式最早最生动的图解。

    濮阳是上古五帝之一颛顼及其部落的活动中心。颛顼的主要功绩,是对“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时代原始宗教所进行的改革。史书所载“绝地天通”,“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火正黎司地以属民”⑥,是其改革的主要内容。这里所说的神,或许已如徐旭生在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对帝颛顼宗教改革所做的分析那样,濮阳西水坡M45的时代,已完成了“绝地天通”的伟业。

    四、蚌图遗迹发现的考古学意义

    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的重要性在于发现了四组蚌图遗迹,而要科学地说明它的性质,必须结合出土的所有遗物和其他遗迹。从出土器物分析,其文化面貌属于仰韶文化后岗类型,而且明显受到北辛文化的影响。从地域上讲,濮阳处在文献所载东夷文化和华夏文化的接合部,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可以相互印证,四组蚌图遗迹应该是两种文化的不断交往的结果。然而,由于蚌图在中原仰韶文化考古史上乃首次发现,学者们在兴奋之余,对其牵涉的中国文明起源,仰韶社会性质等问题的讨论,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

    不可否认,四组蚌图是仰韶先民祭祝活动的产物,即吴汝祚先生所说的“礼制建筑”(7)。如果冀南豫北地区磁山——裴李岗、后岗一期、后岗二期(河南龙山文化)这一文化发展序列定位不错的话,那么西水坡蚌图“礼制建筑”应是在磁山遗址原始祭坛遗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在蚌砌水平上所体现的高超技艺表明,没有训练有素的专业巫师难以达到如此水平。巫师在当时不仅从事宗教活动,又是天文、医学等科学知识和艺术文化的掌握者,所以巫师的作品常常体现着社会分工的发展阶段和社会的文明程度。苏秉琦先生在蚌图出土后不久就在一文中对这一“艺术神器”的文明因素作了充分的肯定。(8)虽然对西水坡M45周围几具“殉人”的性质看法不一,但考虑到M45的高超水平,“文明曙光”的结论是不过分的。

    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多年来一直是多学科共同关心的课题。80年代中期红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庙址的发现,为学者们向前追溯中国文明起源提供了希望。而这种规模宏大礼制建筑的突然出现,使学者们意识到,中国文明起源可能更早。时隔不久,在1987年发现了西水坡遗址,四组蚌图祭祀遗迹在布局上与女神庙以坛、庙为中心,两侧为积石冢这种布列方式是有相似之处的,这使人想起了苏秉琦先生对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两种文化交往的路线所作的论述:“从关中西部起,由渭河入黄河,经汾水通过山西全境,在晋北,向西与内蒙古河套地区连接,向东北往桑干河与冀西北,再向东北与辽西老哈河、大凌河流域连接。”(9)虽然豫北仰韶文化如何向北发展与红山文化相交汇,还没有更多的资料证明,但红山文化受到豫北仰韶文化的强烈影响是没有疑问的。如此看来,吴汝祚先生提出的西水坡蚌图是中国礼制建筑源头这一观点是十分有见地的。(10)

    濮阳是中国历史上的胜地,文献记载中的中华民族的祖庭圣地、祖茔圣地和龙源圣地,在西水坡遗址发现以前,这里的考古工作做的不多。第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就有如此惊人的发现,使人们看到了前途和希望。我们相信,随着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进行,濮阳地区一定会对中国的考古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1)《濮阳县西水坡仰韶文化蚌图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年),第174页。

    (2)《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现场会发言摘要》,《华夏考古》1988年第4期。

    (3)同(2)。

    (4)邵望平、高广仁:《“濮阳龙”产生的环境条件与社会背景》,《‘95濮阳“龙文化与 中华民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5)李学勤:《西水坡“龙虎墓”与四象起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8 年第5期;伊世同:《星象考源·中国星象的原始和演变》,《中国科学技术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陈美东、林文照、周嘉华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冯时:《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文物》1990年第3期。

    (6)《国语·楚语·观射父问绝地天通》。

    (7)吴汝祚:《西水坡遗址发掘的意义》,《’95濮阳“龙文化与中华民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8)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部曲与三模式》,三联书店1999年版。

    (9)苏秉琦:《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10)同(7)。

作者:孙德萱 责编:王晓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