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中，朝廷为加速平息叛乱工作，宣布对投降“安史”的将领与官员不加追究，积极呼唤投降将领与官员反正大唐；“安史之乱”后，元气大伤的朝廷为了平稳过渡，不但不敢追究投降“安史”的将领与官员，甚至对因叛乱而“坐大”的他们委以重任，担当朝廷高官与藩镇将领。
更有甚者，连声称降唐的“安史”旧部，朝廷也只能相信其真的降唐，并靠任命其为节制一方的节度使，一味安抚——后来节制南霁云故乡的魏博节度使，就是先后在安禄山与史思明的手下、两次攻陷东都洛阳的叛军大将田承嗣。田承嗣虽声称降唐，但终其一生不肯北面大唐天子，与大唐帝国已经撕破脸面——本来，朝廷是想在恢复元气后再对其“秋后算账”的，但没想到已经将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集于一身的田承嗣等，尾大不掉，“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相继举起了“藩镇割据”的大旗。
大唐帝国，已经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一个力量中心，能够指挥整个大唐帝国。
“安史之乱”爆发前，大唐是一个开放的、多民族共存的大国。不论在安史叛军中，还是在平定安史叛军的大唐军队里，都有大量的“外族”，当然包括西域胡人。因此，当下史家都把“安史之乱”定性为争夺统治权力的斗争，而不把它视为一场不同民族间的民族斗争。
然而，“安史之乱”的领导者——安禄山父子与史思明父子，在大唐人眼中，是地地道道的“杂种胡”，是昭武九姓出身的粟特人。他们发动了这场叛乱，给大唐造成了巨大创伤。因此，无论在“安史之乱”的平定过程中，还是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唐朝境内出现了对“胡化”的攻击与对胡人的排斥。《旧唐书》云：“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范阳羯胡之乱，兆于好尚远矣。”
这一将大唐以开放的姿态学习胡曲、胡食、胡服的做法视为“安史之乱”的“远兆”的看法，经中唐诗人白居易等赋之于诗，更得到大众广泛的认同。白居易《胡旋女》云：
…………
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
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胡旋女）不如。
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
中有太真（杨贵妃）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梨花园中册作妃，金鸡障下养为儿（安禄山）。
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
…………
白居易的诗友元稹也附和而说：“太常丞宋 传汉中王旧说云：玄宗虽雅好度曲，然而未尝使蕃汉杂奏。天宝十三载（７５４年），始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识者异之。明年禄山叛。”
把“胡化”与安禄山之反说成因果关系，是中唐盛行一时的社会思潮。这种社会思潮，实际上与当时的古文运动以及韩愈等人的反佛行动，是一脉相承的。陈寅恪先生在讨论元稹、白居易之《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盖古文运动之初起，由于萧颖士、李华、独孤及之倡导与梁肃之发扬。此诸公者，皆身经天宝之乱离，而流寓于南土，其发思古之情，怀拨乱之旨，乃安史叛变刺激之反应也。唐代当时之人既视安史之变叛为戎狄之乱华，不尽同于地方藩镇之抗拒中央政府，宜乎尊王必先攘夷之理论，成为古文运动之要点矣。昌黎（韩愈）于此认识最确，故主张一贯。其他古文运动之健者，若元、白（元稹、白居易）二公，则于不自觉之中，见解直接受此潮流之震荡，而具有潜伏意识，遂藏于心者发于言耳。”他在《论韩愈》中亦云：“今所欲论者，即唐代古文运动一事，实由‘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之局所引起。安史为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汉人，故当时特出之文士自觉或不自觉，其意识中无不具有远则周（三代之周）之四夷交侵，近则晋之五胡乱华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为古文运动中心之思想也。”
《张中丞（张巡）传后叙》是韩愈的代表之作，它自然深深地镌刻着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中心之思想”——“尊王攘夷”。
当下讨论“尊王攘夷”的得失，显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事。即使我们可以高举开放的大旗，质疑韩愈的反佛行动，但恰逢“安史之乱”后混乱的藩镇割据，是时若要重建中国，无疑必须首先重建中国的道统。
如果韩愈反佛行动的“切入点”是唐宪宗“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是他冒死上言《谏佛骨表》，那么他重建道统的“切入点”，则是睢阳保卫战中以身殉国的大唐男儿，是《张中丞传后叙》。
《谏佛骨表》云：“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语言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馀，岂宜令入宫禁……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
韩愈冒死以谏，反对皇帝迎请佛骨、当“愣头青”的目的，自然不是为反佛而反佛——“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其反对皇上带头崇佛的目的，在于佛教与儒教的本质冲突：“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语言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如果韩愈的反佛加速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只是一种猜测的话，那么中华大地上正在酝酿的一场新的解读儒学的伟大风暴，此时正因韩愈而起，此后历数百年而不衰，则是不争的事实。
韩愈的反佛思想，可能是思想者的孤独行动，与普通百姓无关。但百姓同样不管官员乃至“思想者”对于许远的诟病，他们在睢阳建起双忠庙，继续把许远和张巡放在同一个神祠里，进行祭祀——韩愈在《张中丞传后叙》中写道：“愈尝从事于汴（今开封）、徐（今徐州）二府，屡道于两州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其老人往往说巡（张巡）、远（许远）时事云。”
张巡等遇难３４年后，即贞元７年，公元７９１年，唐德宗才下诏安抚殉国者的后代，“诏授张巡男（张）去病泾阳令。许远男（许）岘饶州司马。南霁云男（南）承嗣温州别驾。颜真卿男（颜）群府河中户曹参军。颜杲卿孙（颜）谟左内率府兵曹参军。旌忠烈之后也”。
也许正是在百姓不忘睢阳忠烈与朝廷旌表忠烈后裔的双重力量的驱使下，韩愈在８０７年写下了《张中丞传后叙》。
在《张中丞传后叙》中，韩愈开头便说：“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得李翰所为《张巡传》。翰以文章自名，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有阙者，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他的“恨有阙者”，正好与百姓的情绪吻合在一起，由此，思想者的思想与百姓的行动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共鸣——
睢阳城破三日，援军方到，七日，城乃收复。但此时，遭受叛军斩杀的张巡等３６人的尸体已无从辨认，只好“招魂而葬”，并在睢阳城南建起双庙（双忠庙），纪念张巡和许远，以南霁云配享。之后，百姓因“恨有阙”，将“双庙”改建为“五王庙”，增祀被叛军斩杀的雷万春将军、在睢阳保卫战中牺牲的贾贲将军。到北宋徽宗大观年间，又增祀了与张巡等一同就义的姚 将军——宋徽宗为顺应民意，表彰张巡等６位将领的忠烈之举，追封张巡为“忠烈侯”、许远为“忠义侯”、南霁云为“忠壮侯”、雷万春为“忠勇侯”、贾贲为“忠济侯”、姚 为“上公”，于是睢阳“五王庙”被改建为“六忠祠”。
在这６位将军中，有的人籍贯都难以追出——但他们以死捍卫李唐的天下，此时又成为赵宋天下的保护神。
靖康之祸后，宋高宗南渡，跑到明州（宁波）。传说宋高宗赵构在金兵的追逐下，逃进了宁波鼓楼。在鼓楼里，他忽见“安史之乱”中因坚守睢阳而殉难的５位将军——张巡、许远、南霁云、姚 、雷万春（此５人城破殉难，贾贲在此前的战斗中不幸身亡）打着旗帜，穿着戎装，列队欢迎他的到来。高宗躲进鼓楼后不久，金兵追至楼下，因见蛛网密布，一片荒凉，以为无人进入，就掉头搜寻他处。于是，脱逃的赵构下诏封宁波鼓楼为“奉国军楼神祠”，并在祠内置５位将军像以奉供仰。
其实，在金人赶到明州前，赵构已经下海——这当然是个美丽的传说。
但传说鞭挞的，是大宋的兵败如山倒；呼唤的，是昂首挺立在睢阳城的大唐男儿。
其实，这正是韩愈在《张中丞传后叙》中力挺的中国人的尚武精神。
无可奈何“双庙”去
如今，商丘（睢阳）已经没有了“六忠祠”、“双忠庙”，只有１９９０年重建的“一忠祠”——张巡祠。
因韩愈而复原的历史真实，复又回归“迷途”——这种“回归”，也许与唐代某些人诟病许远、南霁云毫不相干，但其当下的重建初衷，却与韩愈当时的呼唤相去十万八千里。
现在建张巡祠，也许不是为了某种精神，而是为了某种利益——张巡、许远、南霁云等将士的壮举，虽然１０００多年来一直被中国人传颂，“张巡甚至于被我国江淮、台湾以及东南亚等地的人们称为张王爷，像敬神一样敬奉”。“现在台湾崇拜张巡者有１０００多万人，有张巡庙２０００多座，几年来，台湾已多次组团到商丘祭祀张巡等人，用他们的话说：‘如果没有张王爷守睢阳，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他们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的祖先大都是江淮一带的人，由于张巡守住了睢阳，保障了江淮，所以他们对张巡无限敬仰。”有些人如斯评价重建张巡祠的意义。
难道就台湾人感谢张巡吗？当然不是。看看中原乃至全国到处都有叫“双庙”的地方，我们就明白了。
当下“双庙”之地名的存在，说明什么？无他，９９．９％以上，当与该地曾有过祭祀张巡、许远的庙宇相关。百度一下“双庙”，相关网页约５２．７万篇；ｇｏｏｇｌｅ一下“双庙”，约有７．１１万项符合查询结果。
网络时代并没有“抛弃”双庙，只是因何全国有那么多“双庙”之地名，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南霁云的故乡是清丰县双庙乡南寨村——如今，南寨村的南霁云祠堂已经荒废，但因南霁云后裔的存在，一些事情现在还能说得清楚；但双庙乡因何叫“双庙”，现在却无人知道，更别说承担祭祀的双庙了。
清丰县双庙乡南寨村的“双庙”，得名无他，只能是这儿曾有过祭祀张巡、许远的庙宇。
关于睢阳保卫战，南霁云的故乡清丰县，如今在地名上至少还保存着一个较为完整的“祭祀系统”，但在睢阳保卫战的故乡商丘，如今既无“双忠庙”，亦无“六忠祠”，其“祭祀系统”虽然得以重建，但只有“一忠祠”，也就是张巡祠了。
张巡、许远脔妾杀奴，远离“人道”，但忠君报国的“大义”使其得以“涅 ”。对此，当时虽存争论，但肃宗还是下诏于睢阳立庙，祭祀张、许——诏曰：赠巡扬州大都督，远荆州大都督，霁云开府仪同三司（后再赠扬州大都督），立庙睢阳，岁时致祭。
这，是“双忠公”崇拜之始也，亦是“双庙”祭祀之源也。
到了宋代，张巡、许远崇拜继续得到朝廷的提倡，宋真宗东巡，“过其庙，留驾裴回，咨巡等雄挺，尽节异代，著金石刻，赞明厥忠。与夷、齐饿踣西山，孔子称仁，何以异云”。
１０７６年，在王安石变法中，发生了一起有侮国运的事件，有司出卖包括“双庙”在内的天下祠庙，引发了轩然大波。是年八月三日，应天府（商丘）通判张方平上言——臣伏见司农寺奏请降下新制，应祠庙并依坊场、河渡之例，召人承买，收取净利。管下所管祠庙五十余处，寻已依应施行讫。内有阏伯庙、宋公微子祠，已系百姓承买……又有双庙，乃唐张巡、许远以孤城死贼，所谓捍大患者。今既许承买，小人以利为事，必于其间营为招聚，纷杂冗亵，何所不至。慢神黩礼，莫甚于此……克典神天，俾作神主，此人君之职也。岁收细微，而损大体。至大臣愚，欲乞朝廷祥酌留此三庙（阏伯庙、宋公微子祠、双庙），更不出卖，以称国家严恭典礼，追尚前烈之意。
神宗闻奏震怒，御批——司农寺鬻天下祠庙，辱国黩神，此为甚者。可速令更不施行，其司农寺官吏令开封府劾之。
劾罪之后，神宗再诏——擅鬻祠庙为首之人，已劾罪。其赦后不觉举改正，官可并劾之。
关于睢阳保卫战，在其发生地商丘如今既无“双忠庙”，亦无“六忠祠”，只有重建的“一忠祠”——张巡祠在维持着这一惨烈战役的“祭祀系统”。图为商丘张巡祠。
如今，在南霁云的故乡清丰县双庙乡南寨村，南霁云祠堂已荒废，有关南霁云的故事只能靠其后裔解说、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