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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鲁浙三省农民“贷款难”现象调查
    新华网河南频道4月25日电(记者 刘健 崔砺金)记者最近选择了相对欠发达地区河南、相发达地区山东和沿海发达地区浙江的农区进行调研,广泛接触金融部门、县乡干部、有关专家和农民,了解到当前农民贷款难已成为严重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卡脖子”问题,农村资金大量“失血外逃”,农民调整结构缺资金、农区发展县域经济缺资金等现象相当普遍,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不少“零贷款村”。
有关调查表明,去年全国9亿农民来自农村信用社的农业贷款仅相当于城里人的个人住房贷款的二分之一左右。专家们认为,由于当前农业银行“非农化”,农村基金会和储金会关闭,亟须重建农村金融体系,解决农民“贷款难”。

 

确山县藻山水库——日落

 

 

 

    

 

 

          农业贷款缺口之大令人吃惊
    虽然去年山东、河南农村信用社的支农贷款大幅增长,但是农业贷款缺口之大令人吃惊。据人民银行济南分行估算,山东省农业至少有四成左右的信贷资金缺口。
河南省农业结构调整办公室介绍,全省18地市去年上报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项目贷款共计需上百亿元,省农业厅几经协调,目前到手的不过1亿多元。
    就是“富甲天下”的浙江农民,贷款难也很突出。人行杭州中心支行调查表明,由于部分粮田改种经济作物,浙江农民的非粮农贷款快速增加,农业贷款缺口大约在125亿元左右。宁波今年春耕前搞的万户农户问卷调查显示:有59%的农户反映缺少资金。
由于严重缺约信贷资金支持,发展农村经济出现“三难”现象:
    第一难,农业结构调整难。在豫鲁浙三省采访,不少基层干部抱怨说,上面讲增加农民收入就要搞结构调整,可是没有资金来又调整不动,有的甚至形象地比喻说,农业是弱质产业,如果没有强大的金融支持,结构调整是“火车进站,叫得响,跑得慢”,只能流于口头和形式。
    河南省产粮第一大县滑县有上百万农业人口,去年新增农业贷款投放量仅为4000多万元,人均40元。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刘建发告诉记者:“农民调整结构,要么搞养殖,要么搞蔬菜大棚,投资要三五千元,到了信贷员那里也泡了汤。为什么俺农民只能存款就不能贷款呢?”
    由于各地调整产业结构,农业信贷的需求空间明显扩大,比如种植粮食每亩仅需投资200元,而冬暖式高温大棚每个需要投资1·2万元。但金融服务远不能适应这种变化,故而出现贷款领域的“真空”现象。山东省莘县是蔬菜种植大县,县计委主任连计川抱怨说:“现在老式大棚过时了,种出的菜质量差,市场不欢迎,全县15万个旧式大棚如果全面改造成冬暖式高温大棚,像寿光蔬菜那样闯入国际市场的话,要投资9亿元,但产出效益却是好几倍。但这几年农村似乎成为了被金融遗忘的角落,很难找到资金。”
浙江省奉化市农信社主任单国辉介绍说,尚田镇去年被评为“全国草莓第一镇”后,草莓旺销,甚至出口到海外,每亩产出效益不低于1万元。农户纷纷想扩大种植面积,但一亩投资要3000元左右,是种粮成本的9倍,信用社无法满足需求,眼看着挣钱的机会白白错过。
    第二难,培育农民产业化龙头企业难。
    山东省聊城的大型农业龙头企业东兴食品公司是一家投资3000万元的合资企业,去年能从美国、日本、欧盟等十几个国家拿到2万吨双孢菇和芦笋罐头订单,但由于缺乏资金,这个厂只接手了4000多吨订单。经理杨庆路生气地告诉记者:“只要银行给我足够的流资支持,我可以带动起当地3万户农民种双孢菇,增收就是1个亿。可受资金限制,我只能带动7000户。真搞不明白,为什么拿着美国的订单到银行求贷,还是贷不来。银行说要办厂房抵押,可有一次我办厂房抵押,前前后后就花了40多天,费神费力,还误了商机。”
    河南省滑县14家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难题就是产品有市场,资金无来源。县特色农业公司生产的盐渍食用菌十分走销,一年可与台湾等地客商订2。5万吨的订单,从而带动上万户农民发展食用菌,但由于缺乏100万元的流资,一年只能生产300吨。经理李钦江感叹道:“办个农民企业可真难,跑农行,农行说我们不是授信单位,设备抵押也不行,跑信用社,也只能解决个三万五万的。”
第三难,发展县域经济难。
    当前在条件具备的发达地区发展县域经济,搞“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贷款更是难上加难。温州市常务副市长阮辉认为,现在温州正在进行“二次创业”,产业集聚、产业升级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但其资金需求多在国家信贷视野之外。柳市、平阳等地的工业园区投资上千万元,皆为民间资本。
    中国社科院“农村金融与需求”课题组对浙江、广东、陕西、湖北、山西5省的5个村进行相当规模的农户访谈调查表明,当前农村的存款规模远小于贷款规模,各地的存款、贷款量相差均在3倍左右。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军认为,有的地方存款户占农户的80%,但贷款户只占农户的20%;平均每户的贷款额仅为存款额的1/40,有超过半数以上的农户对贷款服务不满意。这集中反映了农村金融机构在对农户贷款上存在着巨大缺口。
 
    农民贷款有多难?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尽管当前信用社增加了支农贷款的数量,但是农民贷款仍很难,极大地抑制了农民贷款需求。
    ――各种人为关卡使不少农民望贷兴叹。2001年12月24日,记者在山东省莘县魏庄乡西江店村召开了有10位村民参加的座谈会。罗贤英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去年7月份,我想搞蔬菜大棚,需要5000元的投资。来到了乡信用社,信贷员说,必须抵押存单,存1000元只能贷出800元,说是要先把利息钱扣出来。这不是对俺农民的不平等条约吗?我要是有存单还到这里贷什么款?”记者还观察到,参加座谈的普通农户贷款很少,但是村副主任、村委委员等都顺利地贷到了款。西江店的情况在不少农区普遍存在。农村贷款中的“腐败贷”更让农民气愤。河南南乐县杨村乡三里庄村老农李鹏良去年与7户农民联合办了一个养牛场,一户从信用社贷出1万元。谈起这1万元贷款,李老汉气就不打一处来:“这一万元我只落了4900元。,信贷员说要完成存款任务,扣了5000元逼着我们存起来,接着又扣了100元要当股金。这还不算,前前后后,我们花了将近1000元血汗钱请信贷员吃饭。”
    ――过高的贷款利息抑制了农户的贷款需求。当前农业贷款主要依靠农信社,而农信社的贷款是所有贷款品种中成本最高的。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国家规定,农信社的贷款利息可上浮50%,而农村种植业的生产实际的产出效益还达不到7%。
    ――农业贷款期限结构不合理。许多农民反映说,农业贷款一般是3到6个月,而农作物的生长周期长短不一,林果业长达二至三年,鱼类养殖分为淡旺季,这样贷款期限的短期化就加重了农户还款难度。山东荣成市冷藏加工大户王连兴,其河豚鱼收购量要占到全国一半,收鱼旺季需要贷款3000多万元,仅3个月时间就可全部还清贷款,可是银行只能在旺季满足其贷款量的20%,没办法,他只好提前在淡季就借钱以备不实之需,每年要多付相当多的贷款利息。
    ――“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农村信用社人员偏少,与农村广大的贷款需求面严重失衡。据调查,山东,河南两省每个农信社信贷员平均要面对1500个农户,有的地方超过了3000户,不少地方只能坐门等贷。河南省台前县农信联社主任张爱法告诉记者,这个位于冀鲁豫边区的国家级扶贫重点县有30万农民,仅有65名信贷员,一名信贷员最多包10个村,他们每天吃住在村里,很少有积极性。
    民间高利贷现象抬头
    农户贷款需求正门不通,只好走“后门”,导致农村高利贷现象重新抬头,引发的经济纠纷逐年增多,成为影响农村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记者在三省调查了解到,民间高利贷现象广泛存在。农行温州市支行的调查表明,温州民间借贷的“盘子”要占到整个农村资金市场总量的1/3,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占一半左右。在落后的县市,比如文成县、泰顺县,民间借贷的比例更高达2/3。
    民间借贷利息有多高?人民银行温岭市支行行长陈凌望说,目前民间借贷利率是8厘到1。2分左右,银行利率不到7厘。尽管从民间借贷利率相对比银行高,但是,从银行

贷款,要办理抵押,不仅环节多、手续繁,而且费用大,需要去公证部门公证,登记费、鉴证费、评估费等等各种各样的中介费用相加,贷款利率就与民间借钱相差无几了。她估计说,温岭市民间借贷可能有20多亿元。记者在豫南新野县了解到,这里的民间借贷最高的月息竟高达3分左右。
    河南省南乐县由于金融机构萎缩,自1999年以来,这里的主要筹资渠道就是企业内部集资和民间借贷。县长赵国强说,这个县99年以来新增的民间借贷金额在2亿元以上,超过了当地的今年新增贷款规模。杨村乡三里庄村养猪大户李随民先后借了6万元,发展养殖业,月息在8厘到1。2厘之间。他说:“我借高利贷也是逼得没办法。跑了十几趟信用社,一会说支持养牛不支持养猪,一会又说没资金。还不如借个人的方便。”他指着猪圈旁的牛棚说:“牛棚都盖好一年多了,可就是贷不出钱来买牛。”村支书李战杰估计,这个村发展养殖业需要近百万元的资金,但银行只提供了15万元,其他主要靠民间借贷。 
        农村资金外流的巨大“抽水机”
    农村资金外流在不少地区已经成为一个惊人的量。据人行山东省日照市中心支行调查,自1995年以来,日照市的农村资金流向城市和非农产业的数额高达20亿元以上,占同期全市农村存款增长总量的66·7%。仅2001年1至10月份,全市农村资金外流就超过5亿元。山东省平阴县副县长吴英文气愤地告诉记者:“这本是一个农业县,但是农村的钱都被‘抽水机’抽到城市的‘蓄水池’了,农村还要不要发展?”
    据记者调查,农村资金的“非农化”趋向已相当严重,有些县乡干部提起来就骂娘。据了解到,当前农村资金“外逃”主要有以下几种渠道:其一是邮政储蓄的钱百分之百流出农村,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资金“漏斗”。记者在山东、河南不少农村的公路沿线农舍土墙上,不时可以看到“邮政储蓄只存不贷没风险”、“邮局存款安全保险”等标语。山东平阴县孔村镇孔村有一个邮政代办员叫付英梅,村里人反映,为了揽存,付常常会给他们发些床单、被套、暖瓶之类。孔村镇镇长陈士新抱怨说,全镇邮政储蓄2000万元左右,镇上一分钱也得不着,农民搞葡萄种植,苦于少资金一直形不成规模。
        在不少地区,邮政储蓄呈现出异常增长的势头。据山东、河南两省调查,1998至2000年,两省邮政储蓄年均递增29·38%,比农信社高出17·38个百分点。河南省台前县人民银行行长苏国朝给记者列举了一组数据,到今年11月底,全县金融机构存款新增加3169万元,与工行、建行等商业银行的存款量下降相反,邮政储蓄一家存款就净增加了4805万元,“游击队”远远超过了“正规军”。
    其二,国有商业银行县以下营业网点在农村多存少贷,是农村资金外流的重要渠道。浙江安吉县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今年发放的贷款仅占新增存款的10%左右,绝大多数存款都被大城市“抽”走。浙江省温岭市是一个县级市,市长王建平说,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审批发放权限普遍上收,集中投向优势行业和黄金客户,县域以下贷款急剧减少。据他反映,温岭市有2·2万家中小企业,其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91·4%。而2001年上半年,温岭市国有商业银行新增加17亿元存款,对中小企业新增加贷款只有2500万元,简直是杯水车薪。
    其三,农信社吸收的部分资金用于非农领域,“农转非”现象突出。山东省日照市农信社系统最大的10户企业贷款中,有7家是非农企业,贷款余额高达1·7亿元。这家农信社的资金还参与货币市场业务,截止2001年10月底,日照市农信社参与货币市场的网上资金余额高达1·1亿元。在豫鲁浙三省记者了解到,一些农信社还贷款给城市建设、投资购买国债等各类债券,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出资金等等。难怪不少农业干部气愤地骂:有些农信社简直成了农民的“叛徒”。
    一些基层金融机构患上“农村贷款恐惧症” 
    记者在山东莘县和河南台前县专门召开了两次金融机构座谈会,大家无不表现出了一种“农村贷款恐惧症”。农行台前县支行行长席文平诉苦说,商业银行强调四个百:两个百分之百(贷款手续的合规合法性和利息收回百分之百)两个百分之九十八(本金收回和商业承兑汇票到期资金收回率百分之九十八。)贷款实行终身责任制,信贷员一怕负法律责任;二怕扣工资;三怕开除,所以患上了“贷款恐惧症”。他说,现在除了10万元以下用存折、国库券等有价证券搞些小额抵押贷款外,贷款权全部上收,根本就没有农业贷款。
农村点多、面广、战线长,农户贷款额度小、分散,农业贷款受自然、农产品市场等诸多不可测因素影响,贷款成本相对于“黄金客户”要大得多,也是造成县域金融机构“懒贷”、“慎贷”的原因。农行莘县支行副行长孙勇说,他们在全县乡镇的分支机构由21个缩减为5个营业所,农村市场早就拱手退出大半了。
    行政命令大呼隆,大量的“政绩工程”最终成为“半拉子工程”,也伤害了金融机构的放贷感情。山东莘县目前有9亿元的银行呆账,若按这个国家级重点扶贫县一年的财政收入7000多万元计算,至少需要12年才能还清。人行莘县支行计划科王文胜科长说,这些烂账大都是政府造成的。比如投资上千元万的县热电厂,县里一分钱没有,全靠来回融资,搞短期拆借,结果发了几天电,就倒闭了,银行的钱就打了水瓢。还有县针织厂、县造纸厂等等项目,全都破产的破产、倒闭的倒闭,工行等个别商业银行干脆贷款也懒得去催收了,因为回收无望。上级行对莘县的信誉度降到了最低点,有不少信贷员还为此受到处理。谈起这些,人行莘县支行监管科科长路国平愤激地说:“县政府干脆破产算了”。
    农村金融“主力军”面临诸多风险,一农难支三农
    农村信用社当前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但是由于历史包袱沉重,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再加上自身管理松懈等等,不良贷款率普遍居高不下。据调查,河南省绝大部分农信社的不良资产占比超过了50%,一些传统农区的信用社不良贷款占比甚至超过90%。一些基层农信社主任说:“俺们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有啥心思去支农?”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在不少地方,不良贷款占比较高的农信社正在成为引发地区性金融挤兑风波的导火索。据人行济南分行合作金融机构监管处调查,目前河南全省145家农村信用社中,预计到2002年1季度末,存在支付缺口的就有14个地市的 54家联社,支付缺口金额为37·7亿元。2001年以来,河南省已有7家农村信用社发生挤兑,存款大幅下滑,其中,濮阳南乐、漯河漯汇、铁龙、双龙、郾城信用社存在的资金缺口分别高达6666万元、20000万元、14000万元、11085万元、8000万元,这5家信用社的存款准备金已全额动用,市一级信合办的二级准备金也已用完,但仍难灭其火,存在很大的金融风险。在浙江省,有178个信用社像桐庐信用社一样因为亏损而资不抵债,存在支付风险。一些地方如浙江省安吉县农信社历年亏损接近1亿元,现在只能靠农户的存款“补”窟窿,要全面满足当地农村经济的贷款需求,简直是难上加难。
    支农贷款收益低,也是农信社不愿服务“三农”的原因之一。记者在河南省台前县采访期间,当地老百姓有句顺口溜:“农信社支(持)工不支农,支富不支穷”。一些农信社的同志认为,为什么不愿服务“三农”呢?关键是农信社的筹资成本与贷款收益形成高低“反差”。山东省曾作过测算,由于农信社70%以上是农民社员的定期存款,其各项存款利息支出成本加上管理成本,每一百元就要支付2·95元,比商业银行至少高出1·5至2·2个百分点。而相对于分散、小额的放贷收益,“垒大户”要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宁波市农金改办计划信贷科副科长张和芳说,全市农信社180亿元的贷款总量中,纯农业贷款占比12%,仅仅22亿元左右,90%以上都贷给了机械五金、服装、塑料等中小个私企业。
    多年背负的沉重历史包袱,使围城中的农信社自身也要喊“输血”,对支持“三农”力不从心。浙江省信用合作协会副理事长吴鸟春说,与农行脱钩,收编农村基金会、金融服务社等烂摊子,频繁的制度变迁使农信社承担和被转嫁的风险不少。浙江省有1000多家农村基金会,不良贷款达到60%,农信社“接手”后,到现在为止,还有14亿元没有收回,实际上至少有7~8亿元已经成为“死账”。尤其是在村集体企业转制成为股份制企业或者私营企业过程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挂到乡镇资产经营公司,宁波市这一块至少就有5·1亿元,难以收回。吴鸟春说,农信社不是国家金融机构,而政府经常下文,明令要求农信社“支农贷款必须在50%以上”,问题是,信用社亏损了,谁去给补贴?
    记者在河南、山东、浙江三省走访了大量的银行人士、基层政府干部和农民群众,他们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贷款难问题,可从三个方面入手:构建农民信贷的信用机制;建立农村资金的回流机制;从政策上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强筋壮骨。
    打通农民贷款的信用“瓶颈”
    农户与银行之间由于缺乏合理的信用机制,存在一种“麻杆打狼,两头害怕”的心理:银行放贷怕收不回,农民求贷却没有信用。记者在三省采访了解到,凡是较好解决了农民贷款难的地区,都推行了以信用体系建设为基础的农民信用户、信用村的评定,以及联户担保和小额贷款证制度,从而打通了信用瓶颈,造了农民贷款的“绿色通道”,使农户与银行由“双怕”变“双赢”。
    山东省平阴县60%农民“贷款就像取钱一样方便”,其秘决就在于2000年以来推行了小额贷款制度。具备一定还款能力的农户,只要能找来联户担保(额度5000元以内的是1户担保,额度3万元以内的3户联保),就能得到小额贷款证。2001年,县农信社已累计给农户发放贷款3亿元,是上年同期的4倍多。而农信社也靠经营小额农贷,一举扭亏为盈。
    信用户和信用村的评选,更为农民贷款打开方便之门。浙江省建德市根据农户的家庭财产、还款纪录、人品等方面,由村干部、村民代表和信用社工作人员组成评议小组,为农户建立了“信用档案”,目前已给90%的农户授予了信用等级,授信贷款额达到3.27亿元。这个市2000多农户到广东、湖北等地租田种草莓,其投入主要来自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农户随到随贷,随用随贷,手续十分简便。 
农业大区河南省驻马店市一度金融秩序混乱,金融机构与贷款户互不信任,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自1999年开始,当地全面评定农民信用户、信用村和信用乡镇。农民信用观念由“贷款贷款、10年豁免”向“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一人守信,全村光荣”等转变。个别信用村甚至出现了农户争相排队还陈贷的喜人景象。仅2001年前10个月,就化解不良贷款3·5亿元,农信社的农业贷款就净增加了5·7亿元,较上年同期多增加2·7倍,创下历史记录。
    信用户、信用村的评选已远远超越了农信社单纯经济行为的层面,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把信用村的评选与农村“三个代表”的学教活动结合起来搞。浙江东阳市副市长郭巧范告诉记者,农村“三个代表”要学到实处,就要解决好农民增收、产业结构调整等实际问题,而解决农民贷款难是所有问题的“牛鼻子”。市政府配合农信社,划定各种“信用村”评选杠杆,市委、市政府还专门召开大会,为全市19个“信用村”授牌。东阳市南马镇农民吴琴福欣喜地对记者说:“以往向信用社贷款时手续麻烦,贷款额也有限,而今有政府帮忙,贷款只论信用不问贫富,这样的农信社才真正算是农民自己的银行。”
    一些发达地区为切实解决农民贷款“担保难”,还组建了政府参与的担保基金。2001年5月,绍兴县政府与该县信用联社协商,在有条件的乡镇建立农业贷款基金。各镇将农业贷款基金存入信用联社作为该镇农民贷款的担保基金,基金数额原则上不得少于50万元。经由镇农业贷款基金领导小组同意,县信用联社以年度为单位,为该镇提供4倍于农业贷款基金的贷款总额。 
    人行济南分行合作金融处处长丁浩升说,过去认为农民爱赖帐,关键在于没有建立一个适合各地实际的农村信用体系。而充分利用信用等级评估、简化限额以下贷款手续、建立农户小额信贷制度等办法,对解决目前农村普遍存在的“贷款难”现象是一把“金钥匙”。从实践看,农村信用体系的建立,可以实现农信社支农性政策贷款和赢利性贷款的“双赢”。 
    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
    人行济南分行副行长王进诚认为,解决农民贷款难,首先要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要把农村的资金固定下来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而不能使之外流。
    专家们建议说,构建农村资金的“回流”机制,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以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的形式将邮政储蓄的存款反哺农村。今后,邮政储蓄吸收的储蓄存款,主要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新存入人民银行的资金,宜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执行同样的利率,以引导农村资金流向农村;2000年初,山东省平阴县决定推行小额农贷,全县7万农户的贷款需求约1·5亿元,但县农信社当时仅有7000万元的资金头寸,存在近亿元的资金缺口,人行山东省平阴县支行以支农再贷款方式,累计向农村信用社发放再贷款2·35亿元,从而缓解了农民贷款难问题。
    第二, 建立科学的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县域基层商业银行的放贷积极性。有关专家认为,当前导致商业银行在农村惜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贷款责任大而利益小”,在建立贷款责任追究制的同时,应该逐步建立更为科学的贷款激励机制,以增加对县级经济的金融支持。同时,要加大对县域中小企业的授信额度,缩短信贷决策链。第三,对支农贷款要进行财政贴息,引导资金进入农村。有关专家认为,目前不论在地方一级还是在国家一级,财政支农资金和信贷资金都缺乏衔接和配合,国家和地方财政可将支农资金给予财政贴息,以引导信用社和农业银行加大农业投入,降低农民的贷款成本。 
    要对“农村金融主力军”卸包袱、强筋骨
    农信社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但由于历史包袱沉重、政策性歧视等等,自身发展严重受阻,难以承担支农重任,许多基层干部和专家均认为,要支农,必须先为农信社卸包袱、强筋骨。
    ――解决农信社的政策性亏损。前几年,人民银行允许开办保值储蓄业务,其他商业银行的补贴利息由国家财政承担,而农信社却要自己消化。仅这一块,浙江省农信社就支付掉了11·2亿元,山东省农信社是21亿元,河南省农信社支付了保值贴补利息10·64亿元。在不少农区,仅保值贴补一块,就占农信社亏损额的三分之一。
    ――扭转当前对农信社的政策性歧视。据记者采访了解,当前对农信社的政策性歧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政府部门限制在农信社开户存款。人行济南分行整理出一份国家政府各部门限制在农信社开户和存款的主要项目有:行政事业性收费,预算外资金,养老保险基金,税款及电费等,出台这些歧视性文件的包括国家6家部委,2001年以来,在山东省,由省政府和各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也纷纷发文,要求凡是在农信社开户的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到期后全部转入其他国有商业银行。人行济南分行副行长王进诚认为,这不仅降低其资金融通能力,更重要的影响农信社的社会信誉,将影响农信社的金融实力,并易引发地方金融风险。(二)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可以剥离,国家给政策,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了1·3万亿元,而农信社没有享受这一优惠政策。
    ――为增强落后农信社抗风险能力,建议建立农信社风险准备金制度。每年按上年农信社营业收入的0·5%,提取一定的支付风险保证基金,并允许税前列支。这笔钱专门用来对于支付风险,专项管理、分级保管、统一调度。宁波市农金改办计划信贷科科长葛建斐说,他们从1996年开始,农信社就按上年营业收入的1·5%提取风险准备金,留在市里。从2001年初开始,划给省信用合作协会,比例降为1%,他们已上交了1·8亿元。
    ――在税收政策上建议适当给予一定的扶持。浙江省慈溪市农信联社主任胡剑稚说,过去所有商业银行和农信社的营业税各按8%和5%的比例上交地方财政,所得税则统统按33%的比例交国税。目前则是营业税国家和地方分成,所有商业银行上交的8%营业收入中,3%交国家、5%留地方;而农信社的营业税则提高到6%,其中1%交国家、5%留地方财政。他建议,农信社的营业税、所得税最好略与商业银行相差一个百分点左右。(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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